《魏书》曰：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
绍以为公外讬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臣松之以为杨彪亦曾为魏武所困，几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诛灭，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
这一点，清人赵翼的评价最为精准犀利。
他说，曹操在用人方面确实是前恭而后倨，得势前和得势后完全是两种做派。
前期，事业草创，正值用人，所以，他的指导思想是你可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可以杀人越货、坏事做绝，但只要是有过人才能，那就是我曹操的菜——这在他的三次《招贤令》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因此，除了荀彧、程昱这些元勋故旧、肱股重臣之外，像明知道刘备不是池中之物，仍然硬着头皮先收入麾下，后又极其大度地纵之而去，给自己和后代埋下了一颗巨雷。
而臧霸、徐翕、毛晖、毕谌、魏种这些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甚至在曹操背后捅刀的人，也毫无差别地被重新接纳并继续重用。曹魏名臣杨阜就因此称赞曹操，在用人方面的肚量远超常人。
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臧霸先从陶谦，后助吕布，布为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即以霸为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晖皆叛，后操定兖州，翕、晖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
操叹其贤，并以翕、晖为郡守。（《霸传》）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张邈之叛，劫谌母妻去，操遣谌往，谌顿首无二，既出，又亡归从吕布。布破，操生得谌，众为之惧，操曰：“人能孝于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操初举魏种为孝廉，兖州之叛，操谓种必不弃我，及闻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禽，操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本纪）
此等先臣后叛之人，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
事情如果发展到这里就结束的话，还真算是一出君臣相得的和谐大戏。但是，自北方一统、地位稳固，而且向南、向西的试探性攻击失败之后，曹操深知天下无望，便开始把精力收回到国内，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内部整合上。
而这其中，又以政治清算为重头戏，一帮原来被无比推崇的老臣先后倒在曹操的屠刀之下。
孔融、许攸、娄圭，前者一直与曹操不对付，死地倒还不冤；但后两者都是曹操的同学或发小，只是因为言语上的放肆便都丢了性命。
荀彧，曹操的首席谋士和铁杆跟班，因为反对他受九锡而不明不白地死（隐诛）。
杨修，一直为曹操所欣赏，因为涉入曹操家事（立嗣）而被杀；
崔琰，曹操近臣，更是以“莫须有”被杀。
乃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
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
对此，赵翼感叹道，曹操秉性猜忌多疑，刚开始掩藏地很深，但时间一长就表露出来了。之前之所以装出一副恢宏大度的样子，就是为了让人死心塌地地替他卖命。
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PS:太困了，睡觉去，害怕猝死……佩服老鹰啊！注，晚上可能还有两章……历史是我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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