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相比起猴子，很多年以来，一个神秘的影子一直笼罩在神农架当地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人们都在口口相传着一个名字，“野人”。
所谓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动物，它和人类有什么渊源，直立行走却又遍体生毛，也许这神秘的“野人”和人类的原始祖先有什么亲缘关系？或者，所谓的“野人”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传说？
关于这样的问题一直充斥在直播间当中。
很早之前就有人在一座中学的贮藏室里找到了一个用药水浸泡的手脚标本。据说这双手脚来自一个被当地群众打死并吃掉的野人。正在京城的专家闻讯，迅速赶到九龙山调查，从中获悉到一段24年前的故事。
那是95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下午，细雨霏霏，12岁的放牛姑娘小美在回家路上突然碰到一头人形动物迎面扑来，吓得惊声尖叫。其母徐福娣闻声赶来用钩粪棒将怪兽击倒，群众一起将怪兽打死，并砍下手脚送到当地报告。原松阳中学生物教师周守嵩得到这对手脚并做了浸制标本收藏。那么，徐福娣打死的怪兽是否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野人。
陈渊也不清楚。
至少当时的调查结果是，这是现生的一种短尾猴，平均身高可达1.2米。徐福娣打死的所谓野人只不过就是这样一只猴子。
多次的调查结果让周国兴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很多情况下，因为目击者心情紧张恐惧，或者因为动物知识的匮乏，很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觉或者误判。而1976年的那个凌晨时分，那六位林区干部遭遇“野人”，光线昏暗也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
“在我看来，神农架是几乎没有野人的。一个物种的存在绝不是一个野人或者几个野人，至少也要几百个野人存在。在生命的延续中，如果没有达到这些数字，就一定会遇到近亲繁殖的现象，野人这个物种也就灭绝了。
如果在神农架有几百只野人的话，发现的几率和频率都不会像现在。
从物种进化上来看，如果神农架要是有野人，就肯定能够发现有野人的化石，或者是野人的骨骼、残骸从报道来看，并没有野人化石、骨骼和残骸的发现。这样也能说明神农架没有野人存在的可能性。”
陈渊如此猜测道。
华夏许多地方自古以来就有“野人”的传说，时不时地也有某人无意中目击“野人”的记载。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国内生物学家曾对此做过零星的调查，但“野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则是80年代的事。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全国上下都痴迷于神秘现象，当然不会放过“野人”。
这股“野人”热甚至引起国际的注意。
联邦大学人类学家弗兰克·波伊里尔也被吸引到了华夏
有一次他光着膀子在河边打盹，结果被从未见过欧裔人士的当地村民当成了“野人”报告。随后波伊里尔发现，很多种动物，包括熊、长臂猿、短尾猴和金丝猴，都曾经被当地人称为“野人”。
这毫不奇怪。“野人”的目击者基本上都是一些没有受过动物性观察训练，也没有心理准备的人，他们在匆忙乃至惊慌中看到了某种他们不熟悉的动物，就有可能与在当地广为流传的“野人”联系起来。
在研究人员或记者的诱导下，在事后的回忆中，目击者就会有意无意地进行加工，让自己的描述符合大家心目中的“野人”形象。即便如此，各个目击者对“野人”的形态描述，例如身高、毛发颜色，也很不一致，相互矛盾，以致有人干脆认为存在好几种“野人”。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存在“野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许多人以为只要有一公一母就能保证传宗接代，而实际上一个高等动物物种是不可能只靠一对雌雄，或者几头甚至几十头而繁衍下去的。当一个群体太小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很难一直保持合适的雌雄比例。
在自然状态下，下一代是雌是雄的概率相等，因此一个大群体可以维持雌雄比例大致相等。但是在一个小群体中，这个平衡很容易因为概率事件而被破坏。例如，简单的概率计算表明，如果一个群体只剩3个个体，那么它们全都是同一性别的可能性为1/4，如果它的个体数目一直不变，几代之内就很可能因为全都剩下同一性别的个体而灭绝。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1977年新西兰峡湾地区最后一群猫面鹦鹉虽然还有18只，但全都是雄的。
小群体另一个难以避免的危险是近亲繁殖。近亲繁殖生下的后代，身体状况、生存能力都是比较差的，长期如此必然导致遗传品质的下降，遗传多样性的消失，从而走向整个群体的灭绝。
一个群体要避免近亲繁殖，能够长期健康地繁衍下去，至少需要几百头个体。但是一个地方如
果真存在数百个“野人”，就不会那么难以发现。不管是群居还是独居，猿类的活动范围都很大，更容易暴露行踪。
如果“野人”真的存在，它们不是从天而降的，必然有自己的进化历史，在进化过程中就会留下化石，尤其是作为一种大型陆生动物，相对来说更容易留下化石。越晚的化石越容易被发现。人们发现了许多种类人猿、猿人、古人类化石，但是从没有发现过有一种能与“野人”联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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