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以来，钰都在铁器工坊里没日没夜的研究，所以对于朝歌城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而听他提起这个事情，一众路人也是义愤填膺，其中一位当初在酒舍里面亲眼见证了微国探子挨揍的人怒喝道：“知人口面不知心，启派人散播谣言，此等小人行径，也配称贤？”
“说得对，他的贤名到底是什么来的？我也没见谁受过他的好处啊。恐怕这名声，也是他自己派人传出来的吧，真是太无耻了。”
“确实无耻之尤，居然派探子来抹黑我们大王，这等小人，哪里跟贤沾边？”
经过之前的探子事件之后，微子启的名声已经在朝歌城里面变得臭不可闻了。
微子启派探子来抹黑纣王，却万万想不到，败坏的是他自己的名声，而百姓们则是外行看热闹，只想着纣王拿了十万贝币又有钱开工程了，对于纣王也更加爱戴。
随后，在百姓们的见证之下，盖率领着队伍，押送着十万贝币，威武地进了朝歌城。
对于这一次的出使，殷受德非常满意。白得了十万贝币不说，还狠狠地过了一把嘴瘾，简直牛逼坏了，当场就给盖记了一功，打算找个机会，要好好封赏他一番。
而当天晚上，恶来回到家中，便跟飞廉说起了这个事情。
飞廉听完，不由得抚掌而叹：“大王这一招真是妙啊。”
恶来则是有些迷糊，不解地问道：“父亲，我说的是启啊，关大王什么事？”
飞廉抚恤而笑，显然在动脑这一点上，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他，见识和智慧都远在恶来之上：“我之前还很疑惑，大王为何不趁此机会断然处置启，好以儆效尤。如今细细回想，才明白到大王果真深谋远虑，非我能及。”
恶来不由得挠头：“父亲，你越说我越迷糊了。”
飞廉这才耐心地向恶来解释起个中内情：“启素有贤名，又是大王的长兄，杀之必然惹来非议，想当初大王诛比干，朝野上下已是一片哗然，后果如何，你可还记得？”
恶来听飞廉提起这个事情，脸色越顿时严肃了起来，深有感触地回答道：“当初比干被处死，导致王室大臣与朝廷离心离德，若非大王运筹帷幄，打赢了牧野之战，此时殷商恐怕已经灭国了。”
为何比干之死，会带来如此巨大的祸患？
这就不得不提及商朝的制度了。
在商前期，商王直接统领王畿的众多方国，拥有绝对的军事大权。
因此商王可以利用商族原有的军事组织和制度，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军事体制，基本上掌握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
而在商朝后期，商王逐渐把政权转移到了商族的贵族和平民阶层，形成了“王族制”、“宗族制”并存的局面，从而导致商王室已经名存实亡，强枝弱干的局面形成，已经威胁到了商朝对方统治根基。
纣王诛杀比干，并不是因为比干犯言直谏，这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斗争，两股势力之间围绕着权力展开的激烈竞逐。
纣王要集权，要巩固自家的江山社稷。
而比干则是想要推行“王族制”，欲谋求“诸事共议”，而非君王一人乾纲独断。
如此一来，双方的矛盾自然不可调和，其实早在杀比干之前，彼此间早已势同水火，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比干出局，其余党羽流放的流放，被贬的被贬，事情由始至终，都和君王的个人道德没有关系，而是彻头彻尾的权力之争。
纣王通过强硬的手段，在继位后就迅速掌握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形成了“家天下”的局面，所以纣王杀比干，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可杀比干一时爽，后果却不是那么好承受的。
纣王就是因此而犯了众怒，导致内部离心离德，乃至众叛亲离。
别看商朝此时的王权已经高度集中，王室其他成员在地方上依旧掌握着大量土地和军队，并享有绝对的权威，还有姬昌这些外部诸侯虎视眈眈，此时再内斗，那就真是取死之道了。
飞廉对于商朝此时的处境有着清晰的认识，所以他才会一脸感慨：“此前武王欲一战而覆灭我大商，八百诸侯群起响应，虽有大王坐镇朝歌，最终胜出。然天下诸侯无不惴惴难安，尤其是那些曾经参与反商的方国，更是唯恐大王兴师问罪。”
说起当初诸侯围困朝歌，恶来就感觉怒不可遏，大声说道：“叛贼都该死，我若是大王，此时必派兵征讨，灭其国，诛其族。”
飞廉长叹一声，看向恶来：“幸好如今的大王不似你这般冲动，江山社稷，岂能因怒而兴师？我大商国力虽然强横，却也并非天下无敌，更何况举世皆敌？诸侯虽有过错，但此时把他们都逼到了敌人的阵营里，又岂是国家之福？”
“所以，大王宽恕启的举措可谓高明，我大商此时宜静不宜动啊。别忘了周人亡我之心不死，这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其余诸侯，不过芥藓之疾，待解决完了周国，再来扫灭，岂不是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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