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上奏疏要致仕，就是卸掉少保的担子，然后转上书房教育皇嗣。
王文的教育工作，得不到大多数皇子的认可，尤其是得不到大明太子的认可，给皇嗣教育工作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师生矛盾让王文有些难办，毕竟是他教的是太子，不能打不能骂，关键是也有点辩不过。
皇太子殿下，对王文的讲课产生了质疑。
而胡濙那个无德的谄臣，讲的那些东西，又很难反驳，胡濙活着的时候，让朝臣们极为难受，胡濙死了，还是让朝臣们如鲠在喉。
很多话题，是碰都不能碰的滑梯，连讲都不能讲，太子能讲，王文不能讲，这不是打瞎子骂哑巴，欺负哑巴不能还嘴？
王文就找到了于谦，希望把上书房的差事让出来，同时把内阁首辅让出去，王文岁数也大了，这旧党党魁也当腻歪了，还不如跟着旧友，一起好好教皇嗣妥当。
其实于谦要领上书房事，最主要的考虑，是担心旧党会铤而走险，对太子下手，毕竟太子表达出来的政治主张，实在是不符合旧党对帝王的要求，大明已经出现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大皇帝陛下了，再出一个，旧党真的承受不住皇恩铁拳。
朱祁钰经过了反复的权衡后，朱批了于谦的奏疏，于谦为大明奔波了将近四十年，该稍微歇一歇了，反正朱祁钰圣眷仍在，朝里出了点事儿，随时起复就是。
于谦致仕，不代表着于谦失去了权势，作为晋国公的于谦，没了朝中的担子，还有五军都督府的担子，还有尚书房的担子，于谦依旧处于大明制度设计权力的核心位置。
谁让皇帝看于少保忠心体国？
只是朝局已经极其稳定，于谦的岁数也越来越大，没必要为了些不重要的事儿继续劳心劳力了。
于谦的致仕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他的致仕引起了一连串的人事调动，大明兵部尚书江渊，年事亦高，选择了致仕，将兵部尚书的位置让渡给了王复，文渊阁中极殿大学士王文，选择了致仕，把文渊阁首辅的位置让给了从应天府回京的李贤。
这是重大人事调动，很多人都以为朝廷要变天了，但是很快朝臣们就发现，压根没有什么变化，于谦是致仕了，但是并没有回到原籍闲住，更没有离开权力的核心。
一个臣子没有了文官职务，但是这个臣子在皇帝身边，事事都能发表自己意见，而且皇帝这个决策者，对这个臣子极为信任，对他的意见极为重视，他的意见权重极高。
这是失去了权柄吗？
在朝中，一个进士出身、得封火寻侯的武勋，堂而皇之的占据了兵部尚书的位置。
一个松江巡抚入京，牢牢的掌控着大明帝国财税监察职责的李宾言。
火寻侯王复，三司使李宾言，这两个人是什么？是大明海陆并举的代名词。
朝局的方向依旧是坚若磐石，依旧是海陆并举，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于谦察觉到大明没有大规模、需要朝廷组织进兵的战争需要总督之后，卸掉了文职，颐养去了。
李贤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旧党，因为他的履历从哪个角度看，都跟新党不沾边，而且还背负着在僭朝任职的履历，旧党们以为李贤能够很好的接管王文的职责。
然后李贤履任的第一天，就给了旧党一击重击。
李贤在邸报上，将自己在南衙的见闻，写成了《大明财经事务二十四问》，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李宾言的《大同疏》是在入京前就刊登在邸报上，就表明了要依靠圣眷入京来，谁拦都拦不住。
李贤没那么多的圣眷，他讲方式方法，他选择了迂回，看似和旧党们你侬我侬，一入京，立刻翻脸不认人，捞到了印把子，还看别人脸色做事，那不成了跪着当明公吗？
当年李贤在应天府随驾，就问了陛下七个关于财经事务的问题，每一个都是直奔旧党的核心利益重拳出击，包括了大地主阶级利益，势要豪右利益、巨商富贾阶级利益。
李贤在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政治立场，可谓是大明二十年来的一个路径依赖的总结，一旦遇到了冬序，就苦一苦势要豪右。
当年李贤一共准备了十四个问题，但是问到了第七个就问不下去了，因为李贤自己都陷入了迷茫之中，而这次入阁做首辅的二十四问，是当年七问的扩展和补充。
李贤一拳打在了所有旧党的老腰上，这可是来自自己人的背刺肾击，其危害可想而知。
大家看来看去，又把目光看向了只手遮天贺总宪，贺章纠集了一堆的科道言官，对李贤进行了攻击，李贤身上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个是他在南衙僭朝任职，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娼妓出身的正妻，刘玉娘。
当年所有人都在劝李贤不要立刘玉娘为正妻，周济的女儿又年轻又漂亮，你这一个烟花世界出身的正妻，有碍观瞻，即便跟了你是完璧之身，即便是帮你在南衙僭朝的叛乱中渡过了难关，难道荣养一生还不够吗？非要给名分？
但是这两个致命的缺点，始终无法对李贤造成致命伤害，第一个问题，皇帝陛下在应天府时，已经选择了原谅李贤的被逼无奈，第二个问题，皇帝陛下给刘玉娘的孩子随了份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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