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战功第一的徐达能免死三次，子免死二次；而位列百官之首的李善长能免死二次，子免死一次。为了记录丹书铁券的“兑付”情况，一旦持券者有相应罪行还需将其罪行镌刻于券上，丹书铁券虽是法外之权，但这种权力最终还是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
关羽的钺，李从珂的玉玺，朱元璋的铁券，初看起来都和“中华法系”四个字没有太多关系，但事实上这些法律器物都承载着货真价实的法律权利——只是如今的人们已经习惯将权利义务书写在纸面上签字画押，回过头看到那些栩栩如生的器物反而只当作富含美学和文化意义的古董，却忽略了它们固有的法律实用价值。
如星光般点燃历史的缝隙，正是中华法系的极具魅力之处。中华法系不是靠法典书写的官样文章，不是靠判例累积的生硬教条，更不是一尊尊石碑一道道圣旨记录下来的正论与通识。
中华法系有着更鲜活的生命力，它需要我们在穿越历史的旅行中时不时惊鸿一瞥，在无意中感受其古韵森森而不乏细腻的情怀。
如星光般散落于历史的缝隙，又是中华法系难以切实追寻之处。
如果将对华夏法系的追寻比做针，那这枚针将先穿透关羽的青铜钺，绣出将帅的专杀权；再刺入玉玺上因孝元皇太后怒掷于地而残缺的一角，绣出帝王的天命理论；而后掠过钱氏祠堂中已锈迹斑斑的铁券，绣出刑罚制度与免罚特权的博弈。
当然，还不止。这枚针还将划过归有光的笏，武则天的铜匦，包青天头上的匾额；
划过王公贵胄的华冠丽服、关边将士的森森剑戟、寻常百姓的婚书嫁衣，最终在散落于四千年岁月积淀与九千万平方公里广袤疆域中的珍宝之间，勾勒出一座隐蔽而熠熠生辉的，《法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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